8月13日，东莞松山湖，正在召开一场国内首台精准杀死癌细胞实验装置的发布会，这是东莞首个利用散裂中子源相关技术催生的产业化项目。

与其相距不远的另一处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重要节点深圳光明科学城，此时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今年的60余个重点建设项目正如火如荼推进。

而珠江西岸的广州南沙科学城核心区，早在2019年9月就破土动工，高超声速风洞、冷泉系统、极端海洋科考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也在加快布局建设中。

东莞、深圳、广州三地同频共振，不过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资源加速集聚的一个缩影。如今，一批重大创新载体串起了大湾区的创新链条，随着创新载体建设的顺利推进，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也逐步进入源头创新、产业升级“双轮驱动”的新阶段。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内循环”的底气。大湾区通过集聚科创高端要素，逐步向产业链上游延伸，致力于改变当前产业中存在的“缺芯”“少核”“弱基”状况，最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替代才是当前科技“内循环”的主要任务。

粤港澳大湾区推动科技“内循环”的底气之一，即近年来密集布局的大科学装置。

从国际湾区看，大科学装置可谓各大湾区站上科研巅峰的重要密码。美国旧金山湾区有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纽约湾区有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东京湾区有筑波科学城物理实验中心等。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毛艳华认为，依托大科学装置可集聚众多一流科学家，推动相关科技产业发展，助力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定是未来的风口。

以东莞为例，东莞近年来积极参与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松山湖科学城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培育的完整创新生态，在这里集聚了散裂中子源、南方先进光源等世界性的大科学装置，也建设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

“散裂中子源装置在全球也仅有几台，松山湖有了装置，全球的科学家都可以来这里做试验，人才集聚自然会带动基础创新能力。”东莞松山湖管委会一名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大科学装置意义重大，其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有很大作用。

以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实验装置为例，其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癌症治疗手段之一，美国、日本等众多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推动该技术的发展。“我国首台自主研发的试验装置研制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东莞松山湖布局了散裂中子源装置，才让中国的大型医疗设备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延伟说。

除了东莞松山湖，大湾区范围内其他地方也已经崛起了一批世界一流科创平台集群。在南沙科学城，中科院广州分院、国科大广州学院等5个项目已首批入驻；在惠州，中科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已动工；在江门，中微子实验站建设正有序推进。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曹钟雄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内循环的发展是必要的。“过去，中国的创新发展主要是集成制造，进口国外关键零部件，通过规模化降低成本。未来，中国必须要走一条内循环的创新发展模式，通过国内大市场孵化技术，不断迭代后输出国外。”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当前科技“内循环”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卡脖子”技术的国内替代。目前，我国在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高端传感器等领域严重依赖进口。

然而，在曹钟雄看来，要实现“卡脖子”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国产替代仍需时日，很多国产零部件本身是有市场需求的，只是性能和品质上有待改进，因此得不到订单。

“与先进水平有差距的关键环节都处于行业链的上游，内循环的目的应该是重视那些暂时落后的国产技术与零件。”曹钟雄认为，尤其是当前形势下，倒逼很多国内企业向上游拓展，抓住时机向上游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方面延伸。

实际上，广东早在2019年就开始大力布局量子通信、芯片、5G、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九个重点领域，仅研发费用就超2800亿元，占GDP比重超2.8%，占全省财政收入的22.1%。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万陆则认为，单纯讲科技内循环是不严谨的，科技“内循环”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还需要吸收国际创新要素。在他看来，创新是有规律的，全球分工的科技创新才是最有效率的。

“粤港澳大湾区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科技成果产业转化程度高，二是开放程度高。粤港澳大湾区要做到科技内循环的一个前提一定是在坚持开放的基础上。”万陆说。

万陆建议，除港澳外，粤港澳大湾区接下来应该积极对接全球的创新资源，继续推动科研管理体系改革。此前广东在科研体制改革中探索出了一条不错的路径，即创新券的全国通兑。广东企业可以从全国的科研院所等科技服务机构购买科技服务，从而吸引了全国优质科研服务资源注入广东，极大地激发了广东的科技创新氛围。

曹钟雄对此颇为赞同。他认为，在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下，广东的资金可以流动到香港的高校，促进源头创新，也可以吸引香港高校的科研成果在广东这里落地转化，并吸引一大批港澳青年从事成果转化的相关工作。

by 广东台湾海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