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最惠国”可能会造成市场封锁效果。“最惠国”条款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限制对手的竞争策略、提升对手成本、将对手拒之于市场之外的效果。

在平台竞争的情况下，这种效果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来，平台就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在位者的“护城河”。在竞争中，进入者要突破在位者的优势，通常会采用更低的价格、更优的质量作为竞争手段。而当平台与企业签订了“最惠国”条款后，就意味着新进入者失去了这些策略工具，更难进入市场。

再次，“最惠国”条款可能会助长企业之间的合谋行为。微观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当同一市场上的企业通过合谋来联合制定产量或价格时，将会让整个市场上的产量减少、价格上升，消费者福利受到损害。不过，在通常状况下，企业之间的合谋是不稳定的。

给定参与合谋的其他企业都遵守约定，将价格定在一个较高水平，只要其中的一家企业偷偷降低价格，就可以争取更多消费者，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类似“囚徒困境”的情况的存在，会让合谋的参与者都有私自偏离合谋的动机，最终导致整个合谋行为的失败。

然而，“最惠国”的存在则可能干扰企业的这种私自偏离动机。一方面， “最惠国”条款会规定，企业如果给予其他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或更为优厚的交易条件，则需要对以往的消费者给予相应的待遇。这种规定会让企业通过私自降价所可能得到的获利大幅降低，客观上成为了企业履行合谋承诺的自我约束机制。

另一方面，当有“最惠国”存在时，消费者在市场上寻找价格差别的动机将会增大，这有可能成为企业履行合谋承诺的一个外部约束。

由于很多平台都是按照交易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服务费的，因此它们会有较强的激励去鼓励企业之间的合谋行为，让它们都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与平台上的企业就可能形成“轴辐合谋”（Hub and Spoke Collusion）——企业进行横向合谋，平台则作为合谋的协调者，而平台与企业之间的“最惠国”条款就会成为达成“轴辐合谋”的重要工具。因此，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将会导致平台的收费增加，商品的最终销售价格上升。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这次诉讼很可能会被延迟。因此，要知道亚马逊究竟会不会被处以巨额惩罚，我们或许还要等上很长时间。不过，如果我们对照上述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分析流程，就会发现有不少要素都对亚马逊不太有利。如果亚马逊最终败诉，应该也不会太出人意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集体诉讼只是最近欧美反垄断风潮的一个缩影。可以预见，随着欧美社会矛盾的加深，公众对大企业的不满将会愈演愈烈，而这次疫情的到来，则会进一步催化这一趋势。

以亚马逊增加招聘一事为例，在美国失业急剧攀升的情况下，亚马逊的这一举措本应该是一件体现社会担当的好事，但不少媒体却对此给出了很多负面的评价。一些报道指出，这是亚马逊借着疫情扩张自己的势力，对经济实现“亚马逊化”（Amazonification），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对经济造成很大损害。很显然，在这样的公众情绪和舆论环境之下，欧美各国针对大企业的反垄断案件将会越来越多。